哈师大——我成长的摇篮

2019年8月，我们中文系76-4班毕业四十年在哈尔滨聚会，那些天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问题“大学给了我什么？”我在哈师院学到了些什么？尘封了那么多年的校园生活记忆、毕业后西藏十年的支教经历渐渐地浮上来。        

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大学生活仅仅两年半，现在回想这短暂的大学学习还是给了我许许多多......

最重要的是哈师院给了我知识和能力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        

我是1966年小学六年级遇到文化大革命，以后便停课了。1967年10月中央发出通知“大、中、小学校复课闹革命”，1968年1月我走进北京62中的校门，其实那阵子也没什么人有心思读书，老师随意教一些简单的语文、数学，有时还搞教学改革，让学习好的学生上台当小老师。在中学一年多，经常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停课上街游行或搞庆祝活动。1969年7月我们就响应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"的号召去北大荒了，说是北京六九届初中毕业生，其实我们的实际文化程度仅仅是小学毕业。

1976年12月进入哈师院我已是二级农工，工作了七年半重新回到课堂拿起书本既新鲜又陌生。幸亏学的是中文，让我连滚带爬地跟了过来。每天完成作业、课程预习，还要去读老师推荐的作品，去听自己喜欢的讲座，一周下来自己觉得满满当当。77级新生入学后，对我有很大触动。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高考入学的大学生，我们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。77级一入学就与众不同，不断得到老师们的肯定。记得当年我们两级学生干部因为“要不要做广播操”发生过激烈争执，我不理解他们为何那么注重专业学习，其实那两年整个国家都在反思，“把文革失去的时间抢回来”已经成为一句流行语。不过我的思想转变要慢了许多，我曾幼稚地问过几位老师“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难道没有学到知识吗？我们放弃城市生活上山下乡是走错了吗？”支边毕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，连带着八年青春的付出，如果是错误的......大学期间这些苦恼一直在我内心纠结。

与此同时，一门门课程如春风春雨滋润着我干涸的心。叶长荫老师的语言学概论、李北开老师的毛主席诗词、王宝大老师的写作概论、文艺理论的阎老师和中国通史那位历史系的王主任......每位老师都以不同的讲授风格为我们打开一扇扇知识之窗，哈师院的老师们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。当然，与我们接触最多的是班主任张国庆老师，记得他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就诚恳地说：咱们班有许多党员，老师现在还在争取入党。张老师担任我们的现代汉语课，他不断根据班里同学们的基础情况编辑练习卷，每一次他都亲手刻印，看到习题卷子上老师那隽秀的字迹，让同学们感动万分。        

一次寒假回京，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让我给张锦池老师送份稿件，我第一次有幸去了师院老师的家。当年他可是被称为“半个红学家”，我和同学们慕名去听过他开的讲座。锦池老师课堂上博学而潇洒，一张卡片讲红楼，两节课从始至终滔滔不绝，分析红楼梦的人物关系丝丝入扣、精彩纷呈。而那天在家见到老师穿着十分朴素，甚至有点寒酸，知道他是上课时才穿的体面一点。走进他简陋的家，印象最深的是那不大的房间里写字台上站着一个顶到了天的大书架，取书要踩个高凳子。当年很多知识分子家庭都是书多房小，但是这种场景我是第一次看到。

有人说，大学给了我们一场综合的际遇，一种别处难寻的氛围。这些点点滴滴都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。

在我读大学期间，北大荒渐渐刮起返城风潮。知青们想尽一切办法离开了兵团，使用的手段五花八门，让人啼笑皆非，有的甚至不惜用自残换取病退。直至1980年胡耀邦书记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，之后尚在农村的知青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故乡。荒友们回到城市，家人团聚的喜悦刚刚过去，待业在家吃闲饭的焦虑便迎面而来。许多人天天跑街道等待着分个好工作，最后他们大多数进了工厂，少数进到其他单位，从农村回来的知青个个都很努力，当时北京人说他们，“就是扫大街都比别人扫得干净”。但是由于文化低、年龄大，各单位裁员时他们仍旧首当其冲。下岗再待业、提前退休、买断工龄、退休后打零工贴补家用等等。如果当年不上大学，这就是我和多数老知青的命运。          

有人可能不信，仅仅两年半的大学生活能有多大作用？真的可以改命转运？的确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装不了多少知识。可高校让我们在吸收基础知识的同时，打开了眼界，初步摸到了知识殿堂的门牌号码，并且锻造了我们的自学能力，形成了服务社会的本领和技能。奔赴西藏是我第二次支边，走出哈师院才应该算是真正的“知识青年”。

到西藏的第一个单位是那曲地区师范学校，师校地处平均海拔4500米的羌塘草原，在巴青县和索县之间的一个小山洼，交通不便，环境封闭，曾经是个拘押犯人的地方。学校平时书信、报纸两周一送（经常会被推迟），遇到大雪封山有时会三、四个月。毕业分配报到时，我们在那曲地区招待所也是等了一个月才有车接。那曲镇到师校250公里，山路崎岖汽车整整走了一天。报到的第三天，我们就各自接了一个班登上讲台。刚去的时候学校还没通电，学生都是点着蜡烛做作业，检查晚自习时我和其他老师都曾被烛火烧坏过衣服。

学校里没有电视，除了周末藏族师生们跳锅庄，文娱活动很少。那年地区文化局来校放露天电影，片子是《青春之歌》，我突发奇想，凭着大学课堂笔记给学生开了这部片子的电影讲座。我连讲座的题目都是抄老师的，影片背景、故事梗概、人物分析......,那可是我们地区师校建校以来第一场电影讲座，校长、主任都过来听课，也成功地吸引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关注，讲座后图书室里的《青春之歌》全被借走了。当然哈师院学习时的课堂笔记也成为我的武功秘籍，陪我一次次走上讲台，并且从那曲师校的课堂走到西藏自治区党校。

大学里选修的体育课也在我毕业40年的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在哈师院我和牟岁仁、王志彬选修的是乒乓球课，记得那是位非常严厉的女老师。一次批评同学严重迟到，她动情地说：你们基础差、底子薄不要紧，我也是孤儿，不能因为先天不足就懒散一些、自暴自弃，咱们要更加努力。在她的训练下我们的球艺都有不小的提高。在进藏报到的路上，我遇到了同去那曲师校的藏族大学生扎拉仁增，他是兰州大学数学系毕业的。扎拉告诉我，他数学虽不大好，但体育项目全能，后来在那曲师校运动会上他双脚起跳轻松地破了那曲地区跳高记录。我们在那曲招待所以球会友，他输给了我，成为我的第一位藏族朋友。到那曲师校他经常向藏族师生介绍我“给拉（老师）乒乓球好厉害，是我师傅。”          

我们在哈师院还学会了排球，1986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党校任教，老班长王惠生从阿里到拉萨来区党校学习。那段时光是我们俩的黄金岁月。每天我俩都一起吃饭，一起锻炼，他先下课就帮我打饭，我没有课的时候就帮他打饭，有时我还睡到他宿舍去。我们最快乐的是晚饭后和藏族师生打排球，每次都要打到天黑，我俩都是主力球员，经常受到藏族朋友的邀约。    

转眼间已毕业四十多年，历经了风风雨雨，才更加懂得母校是我成长的摇篮，启我心智，健我筋骨，育我精神。记得在母校参加的最后一次运动会，那年班里号召全部男生参加长跑项目，作为进藏之前的体能训练，我们集体在跑道上顽强地坚持着......    

如今我已年近古稀，仍旧还在积极老龄化的道路上学习、践行。就像我们毕业前在哈师院运动场上那次长跑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五圈......    

          哈师院中文系76级西藏班 叶小元    

2020年7月26日星期日